题记

我的父亲和母亲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在农村培养的共产党员。他们的一生为我们众多子孙树立了学习的榜样……

严父

要说严父，我的父亲那才叫严，小时候我没听过他一句夸奖我的话。相反，获得的打骂倒是不计其数。我们的言行举止，接物待人，交朋结友等他都要管。记得有一天，我和二弟从田野拾得一只小鸭带回家，他硬说是我“偷”的，我一顶嘴，便顺手拾起一根枝条往我头上一鞭，打得我鼻梁裂开一道血口，至今还看得见伤痕。

他对子女的学业十分重视，对外人和蔼可亲，或许是因为他把工作上的压力和家中的烦恼都一同出气在我这个老大身上了吧！再或许是我们都遗传了“武魁”人家的秉性，一个个站出来刚直不阿。

我的高祖父杜灿芳是清朝光绪二年的武举人，他曾代表云贵举子进京参加过殿试，考武状元落榜。但因成绩优异，慈安、慈禧皇太后召见了他，赐宝剑一把，复书一件，还从京城带回来一块“武魁”牌匾高挂在老宅堂门中央。然而好景不长，我高祖父33岁就去世。我曾祖父37岁去世。我爷爷23岁病故，当天他的母亲也活活气死。从此，这户远近闻名的“武魁”人家只剩下我24岁的奶奶和我不满3岁的父亲。

年幼的父亲只好去他大姑家度过童年，到县城读书，直至12岁时与我15岁的母亲结婚才回到杜家堰坎的祖母身边。

父亲16岁时生了我，那天是1949年5月7日。

父亲有文化，在当时落后的贵州农村很少。党组织重点培养我父亲，20岁就当上了乡长。他能力强，又有吃苦精神，当地人也拥护他。我父亲刚正固执，看不惯瞎指挥，抗拒浮夸风，不久便被下放到人民公社工作。

在我年少时的记忆中，有一组有关我父亲的生活镜头挥之不去。那时我才10来岁。一天上午，我们家正准备吃午饭，锅里煮的是野菜丸子。突然，庭院厢房的住户失火，顿时火光冲天，我站在堂屋门口小脸都被烤得红红的。那天正巧我父亲回来，村民们见状不知所措，眼巴巴地看着。还是我父亲果断，他毫不犹豫地一边指挥大家救火，一边找来梯子爬上高高的浓烟滚滚的房顶蹬掉瓦片，阻断火源；他叫人浇水，教人用锯子迅速锯断厢房与正房相连处的檩子。经过两个小时的惊险“战斗”，正房终于保住了，厢房却化为灰烬。至今我还能回忆得起那天父亲的号召力和勇敢。如果没有他现场指挥，我们今天就看不到这座具有200年历史的清代木结构建筑了，更谈不上有今天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杜家堰坎古庭院。

第二件事是“宰杀耕牛”，也发生在我10来岁时。那时大人小孩有一年半载没闻到过油腥腥了，连做梦都在嘴馋。杜氏门宗几位老人谋划，打算到远山去弄一头大肥牛来杀了分给乡亲们。但此事得等我父亲拍板，因为他是杜家的智者。那天晚上我父亲刚从外乡回家，在一盏昏暗的煤油灯下，老人们围坐在他身旁，谈的内容我们小孩听不懂。第二天早上，果真有一头大水牛拴在后山的孤坟前。牛肉虽然救活了几条人命，父亲因“批准宰杀集体耕牛”却得了个处分。

后来，他被降职成公社林场的场长，丢掉了国家干部的头衔。但在我印象中，他总那么努力地工作，当年，我们绥阳中学全体师生还应邀去他所在的“和尚坪林场”种过几天的树呢！之后他又开垦了一个茶场。我在北京上大学时，父亲还叫我为他们的林场写过一首歌，歌名就叫《我爱公社，我爱茶场》。此歌当时还在县里流传了一阵子。

父亲78岁去世时，那白花花的花圈摆满了杜家堰坎古庭院，在7天的葬礼时间里，十里八乡的人们都来送行。我的一位好同学当时曾这样感慨地说：“兴成啊，我活了这么大，还没见过本地有这么热闹的葬礼”！

慈母

我用什么语言来赞美我的母亲都不为过。在家里，母亲是贤内助，好儿媳，儿孙们的主心骨。在村里，她是接生员，调解员，带领乡亲们劳动的生产大队妇女主任。在县里，她是劳动模范，是县人大代表。

母亲一共生养了我们6男3女，除三弟3岁夭折外，其余8兄妹都知书达理，拥有各自幸福的家庭。如今，她的儿女媳婿，家孙外孙及曾孙辈加起来共有84人。其中大学生30个，共产党员20余人。遗憾的是，84岁那年她老人家就离开了我们。

母亲是大户人家的三女儿，15岁嫁到杜家，19岁生了我，从此，这座清代古庭院不再冷清。

母亲个子小，也没有文化。但她聪慧伶俐，做事果敢，很有人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成立时她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很快挑起生产大队妇女主任的重担，数十年如一日。

在家里，我们主要靠奶奶姑姑照看。父亲十天半月回来一次。奶奶是个小脚，外面的农活只能靠我母亲，什么挑水、打柴、割草、挣工分等。在田间地头，但凡男人们能干的活，我母亲都样样行。她总是起早摸黑，白天要管生产大队上百户人家的事，只有晚上才能照顾我们。

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有天早上我起床不见母亲的身影，直到社员们快出工时才看她背着满满的一篼牛草回来。她满头大汗，神情痛苦。原来，她是在回家前不小心从山坡上连人带篼滚了下来，摔断了左手腕骨。清晨的野外，又无人相助，她只好忍着剧烈疼痛，坚持把这近百斤重的牛草背回了家。母亲每天上午都要在出工前去挑水，打猪草或割牛草。牛草是按重量来计工分的，我们家人多劳力少，只有靠多挣工分年终才能多分红。看着母亲难受的样子，奶奶赶紧去后山找了点草药给她，母亲将这些绿色的树叶塞进嘴里一口一口地咀嚼成糊状，然后涂抹在红肿的手腕处，找一块旧布缠上，吊着一只手又出工去。伤筋动骨一百天，然而我母亲一天的工分都没落下。伤愈后，她的左手腕长成了一道弯。

我母亲的性格与我父亲的个性截然相反，她这一生从没打骂过我一次，我是她的骄傲。母亲没有文化，只知道“党叫干啥就干啥”。她从不多占一分钱的利益，工作上从无半句怨言。我的三弟就是因为肚子疼耽误了治疗3岁夭折。我的四弟4岁因饿肚子吃糠巴拉不出屎，母亲每天都得给他肛门里一点一点地掏出大便，那小屁股滴着鲜血。可以想象，9个孩子的母亲这一生有多难？

改革开放后，我调到八一电影制片厂从事专业作曲，后来妻子和孩子也随军到了北京。慢慢地家里生活有了好转。于是，我们首先想到的是在县城买房，让父母亲搬到城里来住。

进城住容易，可生存却很难。我那么多的弟弟妹妹和他们的子女都想向老人靠拢，孩子们要进城读书，吃喝拉撒怎么办？两位老人晚年却没有收入。尽管我竭尽全力每月像“发工资”一样给双亲生活费，但要承担起全部人的开销是不现实的。于是，勤劳善良的慈母想到了一个好办法——摆地摊挣钱。

起初她守在小学门口卖瓜子花生，热天还好，可冬天很冷。有一年春节我回家，一位老同学的母亲恳切地对我说：“兴成啦！不要让你妈去摆摊了嘛，又冷又热的真可怜，你是个作曲家，让旁人看笑话！”我耐心地听着，并回答道：“伯母您可不知，其实我是给足了父母亲的生活费的，只是我们家人太多，又都在农村，一个个很穷。”我把这件事也告诉了母亲，她却安慰我说：“怕哪样嘛，我又不偷不抢，劳动也不丢人”！我立马回答母亲一句：“对，劳动最光荣！”

就这样，母亲在全家人的鼓励下，在我父亲的支持下，从最初的卖点葵花，后来再卖些蔬菜，再后来又卖上了绿豆酸菜，小生意越发不错。她老人家人缘好，于是大家都来照顾她的生意。更有意思的是，有时她回家煮饭偶尔离开摊位，来买菜的人自己随便拿点菜走，便把足够的钱压在她的摊桌上。

父母亲进了城，慢慢地各家都努力在县城买了房子，还培养出了那么多的大学生和共产党员。这或许正印证了一句话：“德善能抚万代孙！”

母亲走的那一年，在她弥留之际，绥阳县负责人还代表党组织还专程到杜家堰坎古庭院来看望这位具有60年党龄的党员，并给她献上一束漂亮的鲜花。那一刻，母亲清醒了过来，并伸出手展开五指，她的意思是说：“我是1950年入的党”。

作者简介：

杜兴成： 笔名杜奇，作曲家、作家。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等。八一电影制片厂原音乐组组长。1949年生于贵州绥阳，主要音乐作品有《战友之歌》《游子吟》《中国家园》《家风》以及钢琴组曲《乡梦》等。曾获“全国第一届音乐作品奖”和首届“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奖”。为影视剧（片）《马贼的妻子》《东方巨响》等作曲配乐60余部。另有文学作品发表于《诗刊》《散文》等。

文/杜兴成

编辑/刘立超

二审/姚曼

三审/黄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