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方志行贵州｜《遵义府志》的“副产品”——从《桐梓诗略》《播雅》到《黔诗纪略》

作者：张文建
来源：当代先锋网
发布时间：2024-07-19 09:1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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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贵州明清两代诗歌，许多人都知道《黔诗纪略》，若进一步追问，关于《桐梓诗略》《播雅》《黔诗纪略后编》，大多数人就茫然不知了。实际上，《桐梓诗略》《播雅》与《黔诗纪略》算得上是郑珍、莫友芝等人编纂《遵义府志》的“副产品”，《黔诗纪略后编》与《黔诗纪略》则是“姊妹篇”，这四部诗歌总集背后讲述的则是两代贵州人的文化守护与传承。

1 贵州省博物馆藏《遵义府志》。（张文建摄）.png

贵州省博物馆藏《遵义府志》。（张文建摄）

道光十八年（1838）十月，遵义知府平翰聘请郑珍、莫友芝纂修《遵义府志》。纂修志书，需要搜集大量一地资料，而“艺文”（记述、歌咏一地的诗文）是志书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在编修《遵义府志》中，郑珍、莫友芝等人收集了大量遵义、乃至贵州前人的“艺文”资料。此次修志，赵旭（字晓峰，遵义桐梓县人）以生员身份担任采访，专门搜集桐梓县资料。这一年，赵旭18岁，精力旺盛，好搜集古籍与游历，不畏辛苦，网罗搜集的资料“视他县为多，而晓峰意未歉也”（郑珍《〈桐荃〉序》），故而深得郑珍、莫有芝赏识。道光二十一年（1841），在众人努力下，《遵义府志》终于付梓刻印。也是在这之后几年中，赵旭完成了辑录桐梓县籍前人诗歌的著作《桐梓诗略》（又名《桐梓耆旧诗略》）。可惜后来因战乱，《桐梓诗略》原刊刻本被毁，在其子赵彝凭努力收集下，才得以保存一部分，是为《桐梓耆旧诗抄》。当然，这些都是后话。

道光二十四年（1844）秋，赴京参加会试，大病未死、侥幸得归的郑珍在遵义郡城见到了莫友芝、赵旭，内心有无尽的话要与好友诉说。三位文人再次相聚，除了闲谈叙旧，自然也少不了饮酒赋诗。席间，赵旭将新完成的《桐梓诗略》和《桐荃》出示，请两位好友删订、作序。郑珍作《赠赵晓峰旭》，赞叹赵旭之才与收集前人诗作之功（“九原若可作，耆旧应敢拜。<晓峰新辑《桐梓诗略》《桐荃》二种>”）。莫友芝也作《次子尹韵赠晓峰》，回忆三人共修《遵义府志》事，赞叹《桐荃》和《诗略》之功（“示我《荃》与《略》，一一导厥脉。夜郎弹丸地，汉使早可喝。<晓峰于《桐梓诗略》外复撰《桐荃》，补正新志遗误>”）。

2 贵州省博物馆藏《播雅》。（张文建摄）.png

贵州省博物馆藏《播雅》。（张文建摄）

看到好友新近完成的著作，郑珍想起了自己已完成却没有来得及审订、出版的《遵义诗钞》。《遵义诗钞》是辑录遵义府明清两朝前人所作诗歌的著作，郑珍在《〈播雅〉序》中自述，其“束发来”（十五岁以来），就从“郡中文献”留心辑录，“久乃粗分卷帙，名曰《遵义诗钞》”，惜无钱和没闲（“无资，且不暇”），已经压箱底很多年（“弆箧衍有年矣!”）。于是，郑珍进一步坚定了完成这部著作的决心，同时也加快了完成的脚步。咸丰二年（1852），郑珍将完成的《遵义诗钞》初稿，出示给自己的表叔、曾担任湖北布政使正赋闲贵阳的唐树义（字子方）。唐树义勉励郑珍完成这一著作，并答应资助出版。次年，郑珍“尽出前钞，重加去取”，命其儿子郑知同抄写定稿，更名《播雅》，请唐树义作序并付梓刻印。至此，收录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至咸丰三年（1853）252年间，220人2038首诗作的巨著《播雅》面世。

而莫友芝内心也早有辑录贵州明朝以来名家诗作的想法，但苦于一人之力、资料难以收集。对此，莫友芝在为郑珍《播雅》作的序中就说“向者，友芝尝欲取贵州自明以来名能诗家之制为一帙……夫诸老最著者，而友芝搜求，已难如此，而吾子尹二十余年不遗余力以成此编也，可知矣!”因此，1853年，当赋闲贵阳待归草堂的唐树义决定“采黔人诗歌荟萃成编”，将明代诗人诗歌部分交由莫友芝搜集辑录时，莫友芝欣然答应了下来。莫友芝在潘文炳（黔西人）及门人胡长新等协助之下，“旧录新采”（莫友芝《致唐子方书》），次年就完成了一个收录有216人、30卷的初稿。后来经数次增补删订，到同治十年（1871）九月才最终定稿审定，而莫友芝却在此时走到了人生的尽头、盍然离世。最终，《黔诗纪略》在其儿子莫绳孙整理、唐树义之子唐炯资助下，于同治十二年（1873）刊刻成书。

3 遵义新蒲新区黎庶昌故居《沙滩黎氏世系简表》。（张文建摄）.png

遵义新蒲新区黎庶昌故居《沙滩黎氏世系简表》。（张文建摄）

唐树义“采黔人诗歌荟萃成编”，由莫友芝辑录完成明代部分，而清代部分则交给了郑珍的内兄黎兆勋。黎兆勋是黎恂的长子，常与郑珍、莫友芝交往，三人被清朝著名藏书家潘祖荫评为“西南三子”。可惜，黎兆勋辑录的稿子因战乱“稿尽亡失”，后来由其侄子黎汝谦、莫友芝的弟弟莫庭芝、贵阳人陈田继续完成，并于宣统三年（1911）付梓刻印，是为《黔诗纪略后编》。

《桐梓诗略》《播雅》《黔诗纪略》与《黔诗纪略后编》，都是辑录前人诗歌的总集，前两部是辑录一县一郡的诗歌选集，后两部则是分别辑录贵州明、清两代诗歌的著作。四部文学巨著看似独立，实则有一定承袭，从辑录桐梓一县前人诗歌到遵义一郡，再到贵州一省之诗歌，体现的是贵州文人由点及面、接续奋斗的努力与付出。而且四部著作体例相同、篇幅宏巨，都是“人系以传，传纬以事”（先为作者作传，再附录诗）。收录诗作方面，除了《桐梓诗略》是辑录一县的诗作、篇幅较少外，《播雅》收录了220人2038首诗，《黔诗纪略》收录了241人2406首诗，《黔诗纪略后编》收录了421人2000余首诗；并且作者的初衷相同，都是为了搜集保存一地之文献，背后蕴含的是郑珍、莫友芝、赵旭、黎兆勋等为代表的父辈与郑知同、莫绳孙、赵彝凭、黎汝谦等子侄辈为保存贵州文献、以供后人研究做的极大努力。

正如唐树义评价郑珍的《播雅》一样“白非子尹网罗捃拾，发扬光耀，则旷历年载，什九零落。后虽有心者穷加搜索，即姓字且不能举，奚有于名章秀句之纷纶简册也哉!”若非前人穷搜极讨、采访整理贵州诗歌，为贵州文化守护与传承极尽努力，后人能否看得到贵州历史上如此多的诗词、在文学上如此显著的成就是很难想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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