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方志 行贵州|《遵义府志》的“副产品”——从《桐梓诗略》《播雅》到《黔诗纪略》
- 作者:张文建
- 来源:当代先锋网
- 发布时间:2024-07-19 09:17:19
说起贵州明清两代诗歌,许多人都知道《黔诗纪略》,若进一步追问,关于《桐梓诗略》《播雅》《黔诗纪略后编》,大多数人就茫然不知了。实际上,《桐梓诗略》《播雅》与《黔诗纪略》算得上是郑珍、莫友芝等人编纂《遵义府志》的“副产品”,《黔诗纪略后编》与《黔诗纪略》则是“姊妹篇”,这四部诗歌总集背后讲述的则是两代贵州人的文化守护与传承。
贵州省博物馆藏《遵义府志》。(张文建摄)
道光十八年(1838)十月,遵义知府平翰聘请郑珍、莫友芝纂修《遵义府志》。纂修志书,需要搜集大量一地资料,而“艺文”(记述、歌咏一地的诗文)是志书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在编修《遵义府志》中,郑珍、莫友芝等人收集了大量遵义、乃至贵州前人的“艺文”资料。此次修志,赵旭(字晓峰,遵义桐梓县人)以生员身份担任采访,专门搜集桐梓县资料。这一年,赵旭18岁,精力旺盛,好搜集古籍与游历,不畏辛苦,网罗搜集的资料“视他县为多,而晓峰意未歉也”(郑珍《〈桐荃〉序》),故而深得郑珍、莫有芝赏识。道光二十一年(1841),在众人努力下,《遵义府志》终于付梓刻印。也是在这之后几年中,赵旭完成了辑录桐梓县籍前人诗歌的著作《桐梓诗略》(又名《桐梓耆旧诗略》)。可惜后来因战乱,《桐梓诗略》原刊刻本被毁,在其子赵彝凭努力收集下,才得以保存一部分,是为《桐梓耆旧诗抄》。当然,这些都是后话。
道光二十四年(1844)秋,赴京参加会试,大病未死、侥幸得归的郑珍在遵义郡城见到了莫友芝、赵旭,内心有无尽的话要与好友诉说。三位文人再次相聚,除了闲谈叙旧,自然也少不了饮酒赋诗。席间,赵旭将新完成的《桐梓诗略》和《桐荃》出示,请两位好友删订、作序。郑珍作《赠赵晓峰旭》,赞叹赵旭之才与收集前人诗作之功(“九原若可作,耆旧应敢拜。<晓峰新辑《桐梓诗略》《桐荃》二种>”)。莫友芝也作《次子尹韵赠晓峰》,回忆三人共修《遵义府志》事,赞叹《桐荃》和《诗略》之功(“示我《荃》与《略》,一一导厥脉。夜郎弹丸地,汉使早可喝。<晓峰于《桐梓诗略》外复撰《桐荃》,补正新志遗误>”)。
贵州省博物馆藏《播雅》。(张文建摄)
看到好友新近完成的著作,郑珍想起了自己已完成却没有来得及审订、出版的《遵义诗钞》。《遵义诗钞》是辑录遵义府明清两朝前人所作诗歌的著作,郑珍在《〈播雅〉序》中自述,其“束发来”(十五岁以来),就从“郡中文献”留心辑录,“久乃粗分卷帙,名曰《遵义诗钞》”,惜无钱和没闲(“无资,且不暇”),已经压箱底很多年(“弆箧衍有年矣!”)。于是,郑珍进一步坚定了完成这部著作的决心,同时也加快了完成的脚步。咸丰二年(1852),郑珍将完成的《遵义诗钞》初稿,出示给自己的表叔、曾担任湖北布政使正赋闲贵阳的唐树义(字子方)。唐树义勉励郑珍完成这一著作,并答应资助出版。次年,郑珍“尽出前钞,重加去取”,命其儿子郑知同抄写定稿,更名《播雅》,请唐树义作序并付梓刻印。至此,收录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至咸丰三年(1853)252年间,220人2038首诗作的巨著《播雅》面世。
而莫友芝内心也早有辑录贵州明朝以来名家诗作的想法,但苦于一人之力、资料难以收集。对此,莫友芝在为郑珍《播雅》作的序中就说“向者,友芝尝欲取贵州自明以来名能诗家之制为一帙……夫诸老最著者,而友芝搜求,已难如此,而吾子尹二十余年不遗余力以成此编也,可知矣!”因此,1853年,当赋闲贵阳待归草堂的唐树义决定“采黔人诗歌荟萃成编”,将明代诗人诗歌部分交由莫友芝搜集辑录时,莫友芝欣然答应了下来。莫友芝在潘文炳(黔西人)及门人胡长新等协助之下,“旧录新采”(莫友芝《致唐子方书》),次年就完成了一个收录有216人、30卷的初稿。后来经数次增补删订,到同治十年(1871)九月才最终定稿审定,而莫友芝却在此时走到了人生的尽头、盍然离世。最终,《黔诗纪略》在其儿子莫绳孙整理、唐树义之子唐炯资助下,于同治十二年(1873)刊刻成书。
遵义新蒲新区黎庶昌故居《沙滩黎氏世系简表》。(张文建摄)
唐树义“采黔人诗歌荟萃成编”,由莫友芝辑录完成明代部分,而清代部分则交给了郑珍的内兄黎兆勋。黎兆勋是黎恂的长子,常与郑珍、莫友芝交往,三人被清朝著名藏书家潘祖荫评为“西南三子”。可惜,黎兆勋辑录的稿子因战乱“稿尽亡失”,后来由其侄子黎汝谦、莫友芝的弟弟莫庭芝、贵阳人陈田继续完成,并于宣统三年(1911)付梓刻印,是为《黔诗纪略后编》。
《桐梓诗略》《播雅》《黔诗纪略》与《黔诗纪略后编》,都是辑录前人诗歌的总集,前两部是辑录一县一郡的诗歌选集,后两部则是分别辑录贵州明、清两代诗歌的著作。四部文学巨著看似独立,实则有一定承袭,从辑录桐梓一县前人诗歌到遵义一郡,再到贵州一省之诗歌,体现的是贵州文人由点及面、接续奋斗的努力与付出。而且四部著作体例相同、篇幅宏巨,都是“人系以传,传纬以事”(先为作者作传,再附录诗)。收录诗作方面,除了《桐梓诗略》是辑录一县的诗作、篇幅较少外,《播雅》收录了220人2038首诗,《黔诗纪略》收录了241人2406首诗,《黔诗纪略后编》收录了421人2000余首诗;并且作者的初衷相同,都是为了搜集保存一地之文献,背后蕴含的是郑珍、莫友芝、赵旭、黎兆勋等为代表的父辈与郑知同、莫绳孙、赵彝凭、黎汝谦等子侄辈为保存贵州文献、以供后人研究做的极大努力。
正如唐树义评价郑珍的《播雅》一样“白非子尹网罗捃拾,发扬光耀,则旷历年载,什九零落。后虽有心者穷加搜索,即姓字且不能举,奚有于名章秀句之纷纶简册也哉!”若非前人穷搜极讨、采访整理贵州诗歌,为贵州文化守护与传承极尽努力,后人能否看得到贵州历史上如此多的诗词、在文学上如此显著的成就是很难想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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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划/黄蔚 舒畅
学术支持/贵州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文、图/张文建
编辑/刘立超
二审/姚曼
三审/黄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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