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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北京图博会贵州展团 | 钱理群:屯堡文化,一个独特的“多元文化”谱系 ——《屯堡文丛·专题研究书系》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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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段时间,我这个远离尘世的养老院里的84 岁老人,竟然因为这套《屯堡文丛》,获得新的生命活力,整天沉浸在对历史的回忆、现实的思考与未来的展望之中……


这里凝聚着“安顺三代人”的心血:从范增如的《安顺屯堡论稿》,到孙兆霞等的《屯堡乡民社会》、朱伟华等的《建构与生成:屯堡文化及地戏形态研究》,再到张定贵的《屯堡地戏与屯堡族群社会:基于仪式视角的研究》,这背后有多少不辞辛劳的田野调查,如痴如醉的思考,探索,争论!此后,又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外乡人(曾芸:《二十世纪贵州屯堡农业与农村变迁研究》),外国人(卢百可:《屯堡人:起源、记忆、生存在中国的边疆》)……


这就引发了我的好奇心:屯堡文化为什么有这样的不绝无尽的吸引力?它的魅力究竟在哪里?于是,就注意到屯堡文化研究兴盛的两大时代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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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尽管屯堡地处中国的边远地区,但屯堡文化研究的起始,及每一次重要发展,都有一个国际视野与背景。


最早注意到屯堡及其文化的特殊性的,是日本人类学学者鸟居龙藏。他在1902年路过平坝天龙镇,观察到屯堡人是“屯兵移居的明代遗民”,将其称为“凤头苗”,是“汉族地方集团”。


1986 年,安顺地戏在法国、西班牙出演,其产生的轰动效应,引发世界关注,掀起了第一个屯堡文化研究高潮。


其次,到世纪之交,特别是21 世纪初,屯堡文化研究再推高潮。我们所说的“安顺三代人”就是在这时聚集于屯堡文化研究,显然与“全球化提出的新问题”有着内在联系。


在这个时期,世界进入了全球化时代。随着2001 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也更加融入了全球化的世界。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浪潮席卷全球,形成了经济一体化背后的文化趋同。相伴而来的反向运动,就引发了国家、民族与地方文化知识重构的冲动——以多元性和多样性为支撑的地方性特征,成了制约全球化单一和趋同法则的平衡点。反应最为强烈的自然是在全球化中处于劣势,在努力追赶的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国家。因为长期处于鲁迅所说的“被描写”地位,就更要以独立、平等的地位与身份,参与全球事务。这就必须以“重新认识自己”作为新的起点,进而突破西方世界单方、片面的话语体系,重建中国叙事的国家、地方知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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屯堡文化就在这样的全球化提出的新问题的背景下,引起了安顺几代人的关注与积极参与。也如安顺学者杜应国所说,屯堡文化吸引我们的,就是它的“独特性”与“唯一性”。其主要有四个方面。


1.民族文化独特性。屯堡人作为贵州早期的汉族移民,自身有着强烈的汉族自我意识和归宿感,但后来的汉族移民却将其视为非汉族,加上它和周围的少数民族之间的复杂关系,都显示了汉族和少数民族的“民族学境界的流动性”。把屯堡文化放在近现代中华民族概念形成的大视野下,就具有典型意义。


2.文化多元性。屯堡文化作为一种移民文化,在漫长的600年间,既在周边异质文化挤压下,坚守了原发地文化的某些特质,又吸收了周边异质文化元素,产生了新的变异,形成意义、构成更为复杂的“屯堡文化”。为我们理解和把握贵州文化,观察中国文化的多元性形成过程、特质,提供了一个典型案例。


3.国家、地方、民间文化特性。屯堡文化是明代“ 调北征南”“调北填南”国家政策的产物。在与周围少数民族杂居的过程中,屯堡人既为地方文化增添了新的色彩,也传播了国家观念与王朝意识,强化了“大一统”的地缘结构秩序。另一面,屯堡文化形成的必要条件却是屯卫变成村落,屯堡人由军事武力集团变为地域生活集团,个人身份也由军人变成农民。这就导致了国家意识淡化,民间社会特征突出,形成了国家与地方、正统与民间的复杂关系。


4.儒家文化的世俗化。屯堡文化以儒家忠义伦理为核心价值,通过各种祭祀仪式建构了一个儒家伦理的礼俗世界。但在日常生活里,民间信仰又从不同方面突破儒家礼教,形成“儒、释、道、巫混杂”的现象。


可以看出,屯堡文化实际上是一个“大文化”,它把文化的国家性、民族性、地方性、民间性、主流性、边缘性全都融为一体,构建了一个独特的“多元文化”谱系。这就有了“甚至是国际性的研究价值与意义,拥有形成国际性文化研究的内在品质”(参看杜应国《关于尽快构建“安顺屯堡文化研究所”的倡议》)。正是基于屯堡文化对“贵州—中国—世界”的三重价值与意义,贵州大学教授张新民郑重提出:“应该像敦煌学、徽学那样,有组织、有步骤地建立地域性专门学科——屯堡学。”而这样的“屯堡学”研究,必然是多学科的人文学综合研究。如本文丛编辑设想里所说,它“涉及社会学、历史学、人类学、民俗学、民族学、语言学、建筑学、艺术学、农学、人文地理学……研究”等十余个领域:多么博大、兼容的研究天地!


屯堡文化研究在“1980—1990—21 世纪初”的兴起,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时代背景,即国内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由此提出了“乡村建设、改造与文化重建”的历史任务。屯堡文化就不只是一个历史文化,更是一个活生生的存在现实。我们对屯堡传统文化的关注,仅仅是一个出发点,我们的兴趣,更在于“过去(传统)—现实—未来的关系”,要探讨屯堡传统文化对于乡村建设的意义。这里有一个历史的教训:我在考察中国从“五四”开始的一个世纪的乡村建设的历史时,就痛心地发现,知识分子前仆后继地到农村去,结果都是“雨过地皮湿”,农村落后的面貌并没有根本改变。原因之一就在于其多是一种“外部强势资源的导入”,“村民始终处于被动接受的地位”。由此而提出的是今天的新农村建设,必须以“寻找农村发展的内发资源与动力”作为突破口。屯堡文化又在这一点上,显示了自己的特殊价值与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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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2004年,我曾经任教过的安顺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的师生,参加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支持的“中国百村经济社会调查”项目,到屯堡的一个大村落——九溪村做田野调查,最后写出了《屯堡乡民社会》一书。同时,从2003 年开始,又有一批朋友投入屯堡文化与地戏研究,在2008 年出版了《建构与生成:屯堡文化及地戏形态研究》一书。两次调查研究,使安顺学者对屯堡文化有了新的发现和认识,主要有两个方面。


首先被关注到的,是屯堡文化独特的“集体文化”性。这显然与其军屯传统有关。研究者发现,即使在今天,屯堡社区依然“存在着一个和传统社会与国家之间具有丰富内容的社会空间”,“这一空间作为第三领域”,“在多元的组织、组织中的精英的活动、社会舆论的控制等因素共同作用下,起着一种沟通一、二空间(国家与社会)的功能”;“这些公共空间是从传统农村的自主空间演变过来的”。这就为今天的重建村民自治建设,提供了传统资源。由此提出了“乡民社会”“自组织机制”“农村公共空间”等概念,为在今天的乡村建设中如何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保证其主动参与、独立作主的民主权利,以及相应的制度建设,提供了新的思路。


同时被注意到的,是整个屯堡社区并不是一个保存完好的“异域飞地”,而是村民重建的故土家园。屯堡文化也不是足资见证历史遗迹的单纯的移民文化,而是一种丰富、复杂的,生存性、建构性的族群文化。屯堡文化在形成过程中,有明显的“文化增容”和“文化重组”。这也同样启示我们:今天的乡村建设,不能简单地继承、移植传统文化,更要有新的文化增容与重组。对屯堡的新农村建设而言,就是要在对传统屯堡文化的继承、借鉴与扩容、重组的过程中,寻找一条“适合自己地情的独立自主之路”。针对黔中这一类喀斯特环境特征的农村的建设,是不是可以不采取通行的“乡镇工业和农业产业化”的道路,而是走一条把传统资源与现代经济运作相结合的新路。于是,就有了这样的设想:开辟“在屯堡乡民社会核心家庭经济结构基础上,发展乡村旅游,实行本地传统农村工业、副业、手工业的现代改造”的屯堡式的乡村建设之路。这样的设计或许还需要实践的检验,但在传统的继承与扩容、重构中“走出自己的乡村建设之路”,却具有普遍的意义。


这背后或许还有更深层的意义。当我们这些安顺学者将所研究的屯堡文化成果转化为屯堡(乃至贵州)乡村建设的内发性资源时,也就意味着自己从事的学术研究,以至自身的生命都发生了重要的变化。这就是参与屯堡研究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王春光研究员所说的,“我们知识分子终于找到了一条全新的道路”:“从学术出发,又走出学术”,参与社会实践;更把自我生命与生养自己的脚下的土地、土地上的文化与父老乡亲密切联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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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因此注意到,安顺三代学者提出的一个重大命题:“认识脚下的土地。”这也是全球化时代遇到的新问题:人们从农村流向城市,由小城镇流向大都市,从中国流向世界,这都是全球化给人们带来的新机遇;但如果因此在心理与情感上疏离了自己生长的土地,就成了“无根的人”,失去了精神的家园,那就会产生新的生存危机。离去者走上了永远的心灵不归路,即使不离乡土,也会因失去家园感而陷入生命的空虚。这不仅是人自身存在的危机,更是民族精神的危机。在某种程度上,“安顺三代人”的屯堡文化研究,也成了自我拯救。


这就是我总结的屯堡文化研究的真谛:既立足“地方”(安顺,贵州),又联结“全国”与“全球”,最后通向“自我”。


时间到了2023 年。贵州相关部门推出了“屯堡文化研究传播转化重大工程工作方案”,推动屯堡文化研究的“再出发”。这又引发了我新的好奇心:这背后有着怎样的动因,又提出了什么新问题?我因此注意到,当今中国与世界正处于“历史的大变动”中。我们所关注的“地方——国家——世界”的关系,“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的关系,“乡村——城市,乡村文化——城市文化”的关系,“人与大自然”的关系……都会发生巨大的变化,需要在更大的视野、更深的层面重新思考。就乡村建设本身而言,也有一个在既有成就基础上,“要有怎样的新发展”的问题。我更因此注意到,有研究者提出了为乡村和乡村建设“找魂”的任务:青山绿水不仅是风景,更是一种“文化”,我们要寻找的就是青山绿水背后的“人”,以及“人的精神与文化”。这就要求更自觉地把地方文化研究资源融入乡村建设之中。在我看来,今天的屯堡文化研究的一个日显迫切的任务,就是如何把学术研究成果转化为旅游资源、教育资源、文化资源:这些方面都有极大的发展空间。


2023 年,我回安顺参加了《安顺文库》的相关活动,有机会和“90 后”“00 后”的更年轻的一代进行交流。我向他们郑重建议:在面临精神的困惑,需要进行“价值重建,理想重建,生活重建”时,不要忘记就在你们身边的乡土文化,特别是屯堡文化资源。要从“土地里生长出来”的历史与文化里,寻找“变”中的“不变”。这样,你们也就在大变动的不确定的时代,获得了能够让自己安身立命的生命的确定性与永恒性。我也因此向安顺的“第四代”发出召唤:你们绝不是旁观者、被动的受教育者,更要投身于屯堡文化研究,在屯堡文化“再出发”中发挥自己这一代人的独特作用:这也是屯堡文化研究不断获得新的活力的关键所在。


(此文为《屯堡文丛·专题研究书系》序)


文/钱理群

编辑/邱奕

视觉/赵珊珊

二审/曹雯

三审/黄蔚